云南空管分局区域管制室协同进近管制室进行雷雨季节专项模拟机训练

不管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主要官员还是立法会议员，绝大多数具有传统爱国爱澳社团背景，他们在推动建立行政主导政治体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样一来，共产党必须履行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而治天下，以公众福祉为重，保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7]强世功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关于宪政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学派（Jiang,2013）。

因此，主权也可以理解为人权。在另一方面，共产党自身就是一个面向广大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在历史的指引下，强世功认为西方自由立宪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这一认识本身就将强世功对于国家主权的理解限定为定义后结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宪政主义。同时，强世功也提倡进一步制度化上访体制。

至于政治决策教育，留给共产党来设计主导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培养有责任的领导决策层，促进决策层干部的专业化。在中国宪法的权力安排下，共产党只是间接地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第四，法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专业化从某种方面上来讲反映了一种专家治国的模式，它可以更加有效地区分司法与政法之间的功能差别，提高法律与政治工作的专业性，同时也让这两种职业更加符合中国的宪政秩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肩负完全忠实于宪法所表述的政治制度结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党将个人意志施加于人民。[27]在强世功的《法律人的城邦》一书中，他点评了亨廷顿的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指出：美国民族认同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美国宪政体制框架下追问民族性的问题，而是追问美国宪政制度的公民基础。在某些方面，这种建立在历史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宪政学说难以完整地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功能。

强世功认为共产党的功能更接近天子而非一般政党，因为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利益集团。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行政机构有义务保持透明化运作，遵循公共责任，并且设有公民参与的机制。

由此而言，合法的国家与政府即为立宪政体，而合法的立宪政体可以在不受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其法定的权力，合法地消灭那些寻求推翻政府的反对势力。强世功建议中国应当建立宪政秩序的实施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在党政结构内建立负责宪法解释的宪法委员会。不过我认为这一现象也揭示了压迫这一概念的语境性——纪律社会中内在化的压迫看起来已经与强迫性的法律脱钩。[22]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4]有关这一体制的讨论，参见 William E. Butler， Soviet Law， London： Butterworth， 1983。[7]强世功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关于宪政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学派（Jiang,2013）。尽管中国的宪政体制诞生于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但其仍然具备宪政主义的普遍功能，即管理政治派别之间的竞争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强世功继续解释，列宁和毛泽东都曾警告过共产党不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党。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宪政旨在为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提供一套解决方法和具体结构，从法律上限制权力的行驶，并赋予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民众的完全政治责任（McIlwain,1947：146）。  四、结论 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

法一直纠结于国家、权力阶级与个人的冲突之中。党政领导人尊重宪法体制并在各个级别上实施宪法。

在现代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也迎来了法律教育的职业化发展，从而将法律人凝合成一个有着共同知识与价值观的法律共同体（Jiang,2003：9-12）。另外一个较为棘手的挑战在于中国缺乏有效解释宪法的机制。而在宪法层面，宪法规范的制定与发展过程是政治意志的表达，在这里法律作为表述政治意志的规范基础则超越了国家机构的领域。中国的宪政主义赋予政治政策教育两个重要的具体义务，强世功关注了其中之一，即国家有责任构建公民教育，积极培养民众的公民素养。至于远离社会精英阶层的社会平民更将视他们为不知人间疾苦、高高在上的神灵（Jiang,2003：5-6）。公民伦理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加强公民自身的责任感，也就是说作为公民其有义务熟悉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了解自身的根本责任。

在中国制度下，律师所应涉及的法律与领导人所考虑的法律是不同的。由此而言，强世功认为研究法律不能只看法律的正规形式，因为现实中形式往往是与实际运作有极大出入的。

比起国家机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权威与人民路线有着独特的联系。在西方古代社会，不同的法律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强世功有关参与性教育的提议是正确的，不过在公民教育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宪政独特的双重性质。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

由此而言，法律教育关系到律师是否能够在特定制度下起到积极的作用。[22] 在对中国宪政的研究上，我与强世功有着相同的结论但是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他的手段是攫取历史相对主义的文本而提炼成一种哲学。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强世功明确地批评了将中国的法律人群体混淆了法律中所包含的不同功能，以致不同职责的法律人不能各尽其责、各守其位。

在某种程度上，强世功对宪法功能的看法低估了宪法树立个人权益的功能。对于中国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核心目标就是共产党通过政治教育加强党与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学术界在如何保证党组织忠于包括党章在内的宪法原则这一问题上仍存在不少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权力并非集合为国家的总体而是以去中心化的形式渗透到每一条世俗化社会纤维之中。

而宪法这一概念也遵循了国家体系的历史演变，并陷入了两个涉及法律与政治层面上的争论。[23]在实践中，党员资格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包括企业家。

最后，在这样的态度下，我们必须更深层次地了解宪法的实质性元素——参照鲁道夫·冯·耶林的著作，强世功认为权力的斗争不仅仅是公民间的权利争夺，同时也是公民伦理的表达方式，即公民为自己与他人背负责任的伦理（Jiang,2006：10）。明克胜认为官方正在试图扭转方向，将时针向后拨（Minzner,2013）。在这些宪法共性之下，中国宪政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国是一党制国家，而对于很多宪法学者而言，中国宪政这一独特之处也是最难以接受的。这样的机构可以类似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其成员应当由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来组成，并设计成为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机构。

毛泽东，1991，《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但是在目前中国宪政所面临的合法性舆论攻击下，宪政的有效实施是相当困难的。

[17]马克思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开身上的枷锁。参考尼采对道德谱系的论述，强世功认为有关人类美德、忠诚、魄力以及荣誉等经典主人道德（mater morality）则被视为非理性元素而被受利己主义驱使的愤世嫉俗与恐惧所取代。

社会监督与批评机制同样也适用于那些直接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官员，因为他们承担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机构的行政责任。关键词:  党国体制;一党宪政国;党和国家的分权形式主义;宪政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宪有显示之义，所谓宪法，本为自我参照之工具。